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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资源部部长王广华在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推进国家重要能源、矿产资源的国内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是自然资源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着力推动的一项重要工作。
本文就新一轮找矿问题开展了研究。从矿种、政策等方面梳理了战略性关键矿产的国内外研究新动向,总结了战略性关键矿产勘查开发中成矿理论、找矿方法、勘查技术、采选冶技术、矿山环境监视测定等方面的现状,指出了目前存在一定的优势矿产少、好矿少、探明程度低、矿床成因机制不明、探测手段有限等问题,分析了战略性关键矿产的资源潜力,提出了战略性关键矿产的矿种选择与主攻方向,强调了战略性关键矿产(如“五稀矿产”)的特殊性及其对高水平发展的战略意义,同时也指出,要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角度来找矿,不是说没有被列入“战略性矿产十四五找矿目标”中的矿种就不用去找了,对于中国这么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没有哪种矿产资源是不需要的。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以重要含油气盆地和重点成矿区带为重点,根据工作程度区分为基础调查区、重点调查区、重点勘查区和重要矿山深部“四区”,文中介绍了4种不一样的勘查选区。强调新一轮的找矿突破战略行动要以“大型资源基地”为国家目标,不能够满足于“区块出让”。
在综合多种因素分析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包括加强法律建设、鼓励民间储备、严格管控进出口、快速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在内的建议。本文内容丰富、重要、实用。
1)加强与战略性关键矿产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设。美国拜登政府执政以来,美国国会涉矿立法活动异常频繁。仅美国第117届国会(2021年1月至2023年1月)和第118届国会(2023年1月至今)就提出涉矿法案百余项,其宗旨是要加强美国国内的矿产资源勘查开发,以结束在关键矿产方面对中国等的依赖。其中,《美国2022年关键矿产独立法案》的立法宗旨就是要在2027年实现关键矿产供应链的独立,摆脱对中国包括稀土在内的矿产资源的依赖;而中国无论是稀土等优势矿产还是锂、钴、镍等短缺矿产,均没有相应的、对等的、国家层面的法规。《2022年保障美国矿产供应链安全法案》则明确要改革美国国内矿业权许可证制度,提出了包括指定牵头机构负责协调加快采矿许可(审批)程序等在内的一揽子政策措施;而中国在探矿权、采矿权审批等方面的状况依然没有明显好转,民间资本对进入找矿市场仍然在观望。没有相应的鼓励政策,中国矿业权市场就不可能良性运转。因此,建议在修改《中国矿产资源法》的同时,也要对关键矿产开展立法研究,完善矿产资源的法规体系。例如,1990年中国颁布《稀土行业国家秘密及其密级具体范围的规定》(1990年5月17日生效),但已经不适应现在的形势。其他关键矿产基本上没有专门的法规来管理,应该及时弥补。
2)加快推进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随着现代化建设的快速推进,对矿产资源的需要日渐增长,尤其是战略性矿产的需求较以往成倍增长。为此,2021年3月12日,中国颁布了《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纲要》;2022年12月15—16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加强重要能源、矿产资源国内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提升国家战略物资储备保障能力;2023年1月11日举行的全国自然资源工作会议指出,要围绕加强重要能源矿产资源国内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全面启动新一轮战略性矿产国内找矿行动;2023年5月22日,财政部等五部委印发了《战略性矿产国内找矿行动“十四五”实施方案》,标志着新一轮找矿行动全面启动。新一轮找矿行动强调“政府主导”,各级政府在以保障各地能源资源的安全为己任的同时,及时部署关键矿产的地质找矿工作,加强对Li、Co、Ni、Ga、Ge、In、Cr、Zr、Hf、Nb、Ta、V、Re及REE等关键金属矿产的综合评价、勘探及利用研究,促进增储上产和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制订每种矿产资源的有关政策,务必精细化管理。中国曾经对萤石、锑等实行过开采总量控制政策,后来取消了。其取消就带来了乱采滥挖等问题。事实上,矿产资源领域不能完全放开,全由“市场”说了算,因为矿产资源由国家所有。即便是企业拥有采矿证,也并不是“矿产资源企业所有”。当前对矿产资源的精细化管理十分欠缺,即便是制订了矿产资源规划,并提出了24种战略性矿产,但比起美国的精细化管理以及随着情况变化而及时作出调整政策的做法,中国的确还很欠缺。例如,美国已经将镝、铽等元素作为独立矿种列到关键矿产清单中,而中国虽然是稀土大国,但无论是政府还是学术界,都把15个稀土元素笼统地放在一起,没有要求单独计算储量,也没有分矿种管理。这与中国稀土大国的地位极不相称,也与新兴起的产业的发展不相称。实际上,稀土的应用限制范围越来越广,可谓日新月异,特定的稀土金属往往又有其特定的优先使用领域。例如La用于合金材料和农用薄膜;Ce大量用于汽车玻璃;Pr大范围的使用在陶瓷颜料;Nd大范围的使用在航空航天材料;Pm为卫星提供辅助能量;Sm应用于原子能反应堆;Eu用来制造镜片和液晶显示屏;Gd用于医疗核磁共振成像;Tb用于飞机机翼调节器;Er在军事上用于激光测距仪;Dy用于电影印刷等照明光源;Ho用来制造光通信器件;Tm用于临床诊断和治疗肿瘤;Yb用作计算机记忆元件添加剂;Lu用于能源电池技术。中国由于重稀土资源丰富,供应充分,在某些工业领域占有先机,因为轻稀土在某些领域还难以取代重稀土。但是,日本、德国和美国等缺乏重稀土的国家,都在研发轻稀土或其他关键金属代替重稀土的技术,一旦取得突破,中国的“重稀土”就难以起到“杀手锏”的作用。只掌握资源而不研发新技术,是难以维持“稀土王国”的可持续发展的。稀散金属情况类似,中国目前还只能出口锗、铟、镓、镉等关键金属原材料,最先进的计算机芯片、红外扫描仪等精密仪器仍然落后于美国、日本、德国。因此,建议在强调资源为王的当下,也要注意技术的“王后”效应。在充分的利用现有矿产资源的前提下,加大创新技术的研发力度,拓展关键金属的应用领域,带动高的附加价值高端产品及装备制造业的发展。通过技术的创新引领,反过来带动资源的精细化管理与高值化应用。
4)鼓励民间储备,但严格管控出口,包括民间储备物项的出口。黄金储备,已经司空见惯。其他小金属是不是能够作为有价物项允许民间保值储备,作者觉得完全应该鼓励。政府也可以探索各种机制,“藏富于民”作为小金属民间储备的方式之一,值得探索。例如,稀土氧化物或者别的产品,有的也就是10元/kg(老百姓完全具备购买力),可完全制造成各种工艺品或者简单的储藏物品,允许老百姓自我采购,但限制出口(只要海关设置相应的检测设备就能控制)。钨、锑、锡、铋等小金属也可以允许民间储备。
5)在制定中国的“战略性关键矿产名单”时,要结合中国的真实的情况,既要重视短缺资源,也要重视优势资源,而且要根据国内外形势变化随时调整。例如,钨一直是中国的优势矿产资源,一百年来都如此,但在不同年份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在国内革命战争年代尤其是中华苏维埃政府时期,中国领导中国工农红军主动地、积极地开发赣南的钨矿资源并开展对外贸易,为中华苏维埃政府提供了经济保障。改革开放之后,钨矿一度成为换取外汇的重要手段,但在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的钨矿资源慢慢的变成了国内高端装备制造业的重要原材料,中国钨业也从低端的、小作坊式的“粉末冶金”慢慢的变成为国际市场上离不开的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因此,建议将优势小金属也列为具有“卡脖子”意义的关键矿产,不能因为其国内资源丰富而廉价“甩卖”或者放松管控。稀土就曾经是一个沉痛的教训。锡、锑、汞等优势矿产,目前反而要依赖进口。因此,在制定政策措施时,要尽可能避免“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局面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建议加强优势矿产的勘查与管理,达到强者更强,强者恒强,始终牢牢把握优势矿产资源的线 结论
是人类社会发展到关键阶段、在关键场合发挥关键作用具有战略性意义的矿产资源
可以将年需求量一般不超过20万t而应用领域十分广泛的稀有金属、稀土金属、稀散金属、稀贵金属、关键性的黑色和有色金属以及稀有气体、铀、部分非金属矿产资源归属战略性矿产,将其中在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中发挥关键作用的“小矿种”称为“战略性关键矿产”。战略性关键矿产与大宗矿产一样具有自然属性、经济属性和环境属性,但战略性关键矿产在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尤其是第四次工业革命以来,慢慢的变成了世界各国抢占战略制高点的重要战略资源,成为中国保障战略性新兴起的产业发展与国家安全的基本保障,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通过十多年的努力,中国战略性矿产调查研究方面取得了一系列进展
中国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紧张的局面尚未改变,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以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对原有探明资源快速消耗,自我保障能力越来越差,对外依存度却越来越高,因此,必须高度重视战略性关键矿产在社会发展尤其是对于保障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国家能源资源安全方面的重要意义。按照成矿预测物质不灭、能量守恒、时空无限但有序的三原则,在新一轮找矿突破战略行动中加强对基础调查区、重点调查区、重点勘查区和重要矿山深部等不一样工作区的成矿预测与勘查工作,重点加强老矿山的就矿找矿”,加强新类型和非传统类型矿产资源的探查,加强对已有资源的综合利用,加强关键技术的研发,应成为中国当前和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战略性关键矿产领域的主攻方向。鉴于战略性关键矿产与
加大矿业权改革力度,尤其是要加强对每一种战略性矿产资源的精细化、专业化管理,加强战略性矿产及其制品的进出口管理并鼓励民间储备,鼓动民间资本投入找矿勘查中,鼓励科技力量投入创新引领找矿实践的活动中。构建稳固的产业链矿业企业也要珍惜矿产资源,避免原材料低端出口,充分的发挥优势矿产的资源优势,并实现高水平质量的发展,积极融入全球一体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中,以弥补部分矿种将来被断供而造成的可能缺陷。王登红,矿床地质专家,二级研究员,李四光地质科技奖获得者。现任中国地质科学院矿产资源研究所所长,自然资源部深地资源成矿作用与成矿预测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中国矿产地质志》总主编,“稀有稀土稀贵战略性矿产研究团队”自然资源部创新团队带头人。主要研究方向为重要矿产成矿规律及三稀资源调查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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